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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:“人生如梦,我投入的确是真情。世界

时间:2018-01-18  

  “人生如梦,我投入的确是真情。世界先爱了我,我不能不爱它。”

  散文集《人间草木》中曾有这么一段话:栀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取,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:“去你妈的,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!”如此“不正经”的文字,出自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、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的汪曾祺之口。但他又深情如此,在同一本散文集中说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它们开得不茂盛,想起来什么说什么,没有话说时,尽管长着碧叶。你说我在做梦吗?人生如梦,我投入的却是真情。世界先爱了我,我不能不爱它。”

  “人无癖不可交,以其无深情也”,我想,清代文学家李渔的这句话说,放在汪曾祺身上再合适不过。谈到汪曾祺的“恶习”,得从他的父亲汪菊生说起。在江苏高邮,汪家大院很有名气。曾做过运动员的父亲喜欢喝酒,每次饮酒常会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,抽烟一次点两根,儿子一根老子一根,所以不满 20 岁的汪曾祺已具备一副“浪荡公子”的气质。父亲汪菊生是个全才,受家庭影响做了眼科医生,同时笙箫管笛等乐器无一不会,甚至画画、篆刻也是手到擒来。汪曾祺从小耳濡目染,学习古典诗文,能诗能画,兼谙乐器戏剧,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,都来自父亲。对于爷俩,这都是玩儿,如汪曾祺所说,“生活,是很好玩儿的。”

  1937 年,日军占领江南,江北告急。这一年,汪曾祺 17 岁,在勉强读完中学后,随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(他后来将此庵写入小说《受戒》)避难半年。此时,除准备高考的书籍外,汪曾祺只带了两本书——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和《沈从文小说选》,“说得夸张一点,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。”两年后,汪曾祺如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,但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,学制 4 年,他却读了 5 年,留级 1 年。大学期间的汪曾祺虽在学习课程上“不用功”,喜欢到处逛,泡茶馆,但他是个夜猫子,晚上常常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,有时一直读到天亮,然后回宿舍睡觉,第二天接着逃课...大学期间,闻一多对汪曾祺甚是欣赏,常给他打最高分。一次,同学让汪曾祺代笔写了篇作文,闻一多读后很是高兴,称赞说:“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。”此时的汪曾祺,心里暗暗高兴。

  汪曾祺在大二时遇到了恩师沈从文,老师开课 3 门,他一次课都没逃过。汪曾祺文风受他影响极大。悟到了写作的真谛如他后来对自己文学语言的总结:“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,一听就记住。语言的唯一标准,是准确。”闻一多、沈从文的课,他听得极其认真,但朱自清的课,有时就会溜号,因为他觉得朱自清上课太过一板一眼,不太适应。毕业时,因不服从分配(给美军当翻译),汪曾祺被开除学籍。正当他生计无着落时,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推荐他给朱自清当助教,朱自清有些生气的说,“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,怎么给我当助教?”后来,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,本想通过熟人找到一份职业,却不料连碰钉子,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即将花光。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,甚至想到自杀。在北京的沈从文知道此事后,写信责骂他,“为了一时的困难,就这样哭哭啼啼的,甚至想到要自杀,真是没出息!你手里有一支笔,怕什么!”后来在沈从文的帮助下,汪曾祺到私立致远中学任教,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,期间,他完成了《鸡鸭名家》、《戴车匠》等小说。1948 年,内战的最后阶段,汪曾祺去往北平与相恋一年的校友施松卿会和,两年后,二人结婚,此后相伴一生。汪曾祺的女儿曾经打趣地问母亲: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?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。施松卿说:“有才,一眼就看得出来。”

  1958 年,因为系统内“右派”指标不够,汪曾祺“补课”成为右派,斗争来势汹汹,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,批判会一开再开。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,汪曾祺因为有“前科”就更是重点照顾对象,批斗、游街都少不了。汪曾祺是幸运的,自始至终家庭和顺,即使在那 10 年的风雨飘摇中,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。这或许得益于汪曾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家庭教养。晚年汪曾祺,他不仅自创菜品,还撰书谈吃。还蕴涵着深刻的人生体验。汪曾祺曾说,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。不控诉、不置恶语,哀而不伤,怨而不怒。同时代人中,在杨绛写的《干校六记》里,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。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,用情至深,而鲜少形于辞色,汪曾祺的动人,亦在此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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